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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洞天口述：温情叙说“家里的事”——《大众电影》　2007年第13期……（前略）《鸳鸯楼》：最接近我对电影和生活的认识1986我拍了《鸳鸯楼》，这该算是篇命题作文。两个由头，一个是表演系明星班要毕业，以前毕业就是在舞台上排一出大戏，但明星班都是著名演员，学院就说咱们花点钱拍部电影吧，那么电影的前提就得是群戏，演员得用得多。另外，当时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大龄青年的住房困难问题，在双榆树现在的双安商场旁建了一幢“鸳鸯楼”，大约四十平方米不到，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夫妻两人年龄相加超过55岁的才能住上。这两件事凑成了我们的故事。从整体的美学上说，其实《鸳鸯楼》比《邻居》更纪实。《邻居》是外观纪实，剧情是戏剧化的，故事的结构完全是一个完整的戏剧结构，最后皆大欢喜，所有的矛盾都解决了。而《鸳鸯楼》是开放的，是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所有的故事发生在同一天的同一个下午，故事结束时家家的矛盾都没解决，但两口子还得过下去。也就我们第四代会这么拍，要让年轻人拍，或许不是这家离婚就是那家跳楼。人家会说，按你这个故事这两口子怎么混下去呀7这就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我就觉得天下的夫妻全这样，哪有没矛盾的夫妻？到今天我也是这看法，就是所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不足以散伙，干嘛要散伙？！我一直说一夫一妻的爱情是所有爱情故事里最难写的，写第三者特容易，没有第三者的爱情最难写，但是写好了最耐看，因为它是绝大多数人能感同身受到的。很可惜我到现在还没有拍一个纯粹的情感故事。《鸳鸯楼》里还是用的非作曲音乐，我们叫有声源音乐，音乐是用来作陪衬的。(笑)还在得罪黄准老师。《鸳鸯楼》里的新课题因为常常被人问为什么我拍戏的产量不高7被问得多了，我就有了固定答案，也就一直照着这个回答做着。我这样回答：因为我是老师不是职业导演，所以我每拍一部戏都得给自己定个目标，一部电影要定三个以上的课题，拍完以后拿回去能跟学生讲出点道道。所以我的每部作品都最少要干三件以前没干过的新鲜事儿。《鸳鸯楼》跟《邻居》有什么不一样？《邻居》单机拍摄，《鸳鸯楼》两台摄影机同时拍，双机最大的优势就是对表演的解放，全过程都记录下来，到剪接台上再挑最精彩的用；最难的就是这两机器摆在哪儿，别打架，别穿帮。《鸳鸯楼》的第二个课题是同期录音，那时一年只有几部片子搞同期，因为怕环境噪音不好控制，而且耗片比高，但拍过同期的人肯定再也不想拍后期配音的了，因为声音、台词都太真实了。第三条，它是个分段体，六个小故事谁跟谁都不挨着。像后来的《爱情麻辣烫》什么的，出了一批分段体的电影，知道的人就说，人家《鸳鸯楼》十几年前就玩过了。我在《导演阐述》里写了一个意思——“人们从群居的大杂院向往住进单元楼，想要独立的空间，但是住进独立空间又发生了新的问题，老死不相往来。中国传统邻里那种相濡以沫的关系，被新的生活方式给隔断了。这将是中国人下一步要面临的问题。”这话到今天就更是这样了。我1986年第一次到美国，人家问我感觉纽约跟北京有什么不同，我说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北京我要是突然失踪了，二十四小时之内我肯定被找着，而在纽约我一旦丢了，二十四年也没人找我!你呆在中国的这个大酱缸里面老说讨厌，怎么不让我清静会儿，找我干嘛呀，我愿意玩失踪!但我在纽约碰见艾未未，穿着一身国防绿在第五大道上走。我说你穿成这样没人看你吗？他说你看有人看我吗？所以，真到了谁也不理你的那一天，你没准又怀念起这个“酱缸”了。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特别丰富的。拍《鸳鸯楼》当时的观念，就是要说每家都有自己的事，这个是最好玩的。至于这些事的是非，谁对谁不对，这个不重要，因为这是生活，没有绝对的是非。你看那六家基本上都是在吵，每家都是，吵的一生都天翻地覆，也没事，这就是最正常的夫妻生活和家庭单元。至今有记者问起我拍的十部片子：你觉得哪部片子最好？我会回答：这个我说不上，我觉得各有不同，因为我每部电影有不同的课题。但《鸳鸯楼》是我比较喜欢的，它最接近我对电影对生活的认识，它是我这十部电影里，唯一一部骨子里面以人物为中心的影片，其它还都是理念第一位。《鸳鸯楼》没有主题，就是写人。那时陈凯歌从美国回来，看了《鸳鸯楼》说：“国内电影已经这样拍人了!”可惜的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拍的电影，真正以人为第一位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第一位的，特别少。……（后略）

2016年，美国国家体操队队医拉里·纳萨尔数十年间对于年轻运动员的性侵遭到披露。震惊了美国体操。 艾琳·李·卡尔的这部纪录片勇于揭开丑闻、示人以藏掖的事实及其影响，使幸存者得以发声。

这部惊险报仇片剧情复杂，线索纵横交错，黑泽明通过一宗贿赂事件，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官商界的黑暗，对人性的丑恶一面刻划得入木三分。在构图方面，黑泽明控制得更完美无瑕，通道、楼梯、房间的排列、镜的摆设，以至瓦砾堆的空间布置，都拍得均整有致，计算得惊人地准确。

1930年代，一群僅有二十來歲的青年離開臺灣這座日本強權下的蕞爾小島，「來去東北」成為當時年輕人闖蕩海外的一個流行話語，每個人都懷抱著不同的動機、憧憬與夢想，飄洋過海踏上東北這塊白雲黑土，希望在這極具爭議的國度中大展拳腳...《台湾人在满洲国》是长天传播继《黄金密档》《最后岛屿》《惊涛太平轮》后又一纪实力作。还原当年台湾年轻菁英在历经了清廷割让、日本殖民统治后，将“来去东北”视为勇闯天下的地方，以及他们在伪满洲国打拼的过程，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国族认同、家族离散的辛酸血泪。【主旨】勇闖天涯的精神臺灣人的血液中，一直存在些許躁動的基因，勇闖天涯的海島性格已在我們的靈魂紮根。1930年代，一群僅有二十來歲的青年離開臺灣這座日本強權下的蕞爾小島，「來去東北」成為當時年輕人闖蕩海外的一個流行話語，每個人都懷抱著不同的動機、憧憬與夢想，飄洋過海踏上東北這塊白雲黑土，希望在這極具爭議的國度中大展拳腳，衝出一番成就。複雜的國族認同當時臺灣人在海島土生土長，經清廷割讓、受日本殖民統治，卻仍將中國視為祖國，為脫離被殖民的差別待遇，有許多臺灣人毅然決然地遠赴東北發展；這些來到東北，具有漢語及日語雙重語言能力的臺灣人，在內心深處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踏在中國的土地上，為滿洲國服務。這曖昧的雙重身份，造成那時臺灣人在於國族認同上嚴重的衝突與分裂。戰亂下離散命運對日抗戰時期，殖民統治下的東北是沒有戰火的國度，但日本戰敗後，東北卻面臨更嚴峻的戰火，許多戰後選擇留在東北的臺灣人，因此再也回不去故鄉：而從東北返鄉的臺灣人，因在滿洲國的經歷，在二二八清鄉活動中受害，甚至罹難。這些臺灣人以勇闖天涯的精神遠赴東北奮鬥，倉促的亂世中，不同的選擇與際遇，化作一段段離別分散的家族哀歌。【拍片動機】好多年前，長天製作團隊因拍攝其他作品，經常往返大陸。某次在北京進行採訪時，東北的朋友饒富興味地跟我們說: 「你們知不知道在東北有一群講著閩南話的台灣人，他們現在還活著！」他說的是日據時期到大陸的台灣人，這群人後來並沒有回到台灣。那時候的我們還沒想到他們與滿洲國的關聯，因此聽到這個故事時，心中有點詫異，到底是甚麼原因，會讓在四季如春環境裡長大的台灣人，選擇離鄉背井，跑去天寒地凍的東北討生活，而且還落地生根? 就是這個懸念，成了《台灣人在滿洲國》的起點。過了幾年，遇到扶輪社的一個長輩，偶然向我們提到自己的父親曾在滿洲國當官，還講到現在在東北，有許多拿著台籍身分的台灣人後代，從沒回過台灣。一群講閩南話的台灣人，與一群未曾回過台灣的台籍後代，當我們把這兩條線對焦後才發現，原來那都是滿洲國時期，跑去東北的台灣人，所以才有了台灣人在滿洲國這個題目。有了這個構想以後，就要開始去找他的故事。這才發現，原來許雪姬老師早在20年前就做過這個研究，而關於這個研究的討論，也就僅止於學界，幾乎沒什麼人把這段歷史的資料拿出來引用。我們對於這些故事被關在學術殿堂裡，感到非常可惜，更促成了我們想拍成這部紀錄片的決心，想想既然已有許雪姬老師的研究作基底，我們應該可以做更多影像上的發揮，於是登門拜訪，許雪姬老師得知我們的來意，表示在史料上會盡力協助我們，非常鼓勵我們在她的基礎下挖掘新的史料，然而研究發表至今已過去20個年頭，很多當初受訪的人已經過世。我們只好從零開始，一個接著一個找，抽絲剝繭慢慢地把這些人找出來，但就是找不到謝介石。光是找他，就找了兩年之久。其實這段歷史讓我們最驚訝的，還是台灣人當初複雜的國族認同。尤其是連換了五個國籍的男主角謝介石。到底那時的台灣人是認同大清帝國，還是認同日本?之所以去東北闖蕩天涯，是因為溥儀?還是因為你覺得自己是清朝人，所以想去幫助他建國呢?或是你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因此想去協助治理滿洲國? 30年代的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積極建設之下，發展相對穩定，為甚麼還會有5000餘名台灣人在這樣的承平時代，依然選擇離開家鄉，跑到東北發展?這些，是我們最初的疑問。一場甲午戰爭，把我們的內地從「大陸」變成「日本」，兩個祖國的牽引，讓很多台灣人在複雜的情緒中掙扎，但我們並不認為這種複雜的認同是一種「錯亂」，因為這一切並沒有誰錯誰亂，關於自己的歸屬，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答案，這個答案會隨著時代、環境的不同而改變，唯一不變的，是台灣人這種該說是務實呢，還是不願與過去撕裂的性格。只要沒有重大的急迫性，我們其實是不會想主動去解決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而這座島嶼似乎年復一年地深陷在曖昧不明的窘境中，無法脫離。為了製作《台灣人在滿洲國》，我們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去尋找有滿洲國經歷的臺灣人，他們有的是在滿洲國出生、有的是在小時候從台灣去了滿洲國，然後帶著這些記憶在戰後回台，這樣一群人在台灣所剩不多，而留在東北有著滿洲國經歷的台灣人又更少了，從戰後約1000人至今，剩不到100個人。為了找到他們，長天製作團隊前前後後一共去了四趟東北，盡了最大的努力將這些資料蒐集起來，將這些原本分散兩地的故事，串連成一段完整的篇章，但迴盪於片格之間的，還是國族認同的矛盾，而這股氛圍一直迴盪到今日。[ 情感平反 ]如前述，在尋找《台灣人在滿洲國》相關歷史資料時，才發現關於當時的故事記載甚少，我們只好透過口述及其他資料相互比對、考證，才得以拾回這段被遺漏的篇章。而這段歷史之所以不被注意，跟當時從滿洲國回來的台灣人心態大有關聯。他們對自己當時的經歷感到羞愧。當年，日本是侵華戰爭發動者，然而他們的戰敗，是因為美國向日本投下的原子彈，國民政府才成為戰勝國。不過在那個烽火連連的紛亂年代，勝利之神不會永遠眷顧同一個陣營，在國共內戰中失利的國民政府，因此輾轉來到了台灣，而國民政府所面對的台灣人，有絕大部份曾當過日本兵，幫日本打仗，這些曾經是敵人陣營的台灣人，身份尤其矛盾。還有一群人曾經協助日本人建立滿洲國，更雪上加霜的是臺灣颳起的228風暴和白色恐怖，對這群台灣人來說，整個大環境充滿危險的，而國民政府所撰寫出的正史視野，只會讓他們更羞愧於承認自己的歷史，在意外人的眼光，甚至認為自己是漢奸。他們的生命故事僅在家族內部流傳，很少將其有系統的大量的發表。前前後後總共5000多名台灣人前往滿洲國，然而關於滿洲國的文學，就只有鍾理和，寫下了許多描繪滿洲生活的故事。不承認滿洲國的國民政府，差點讓這段歷史不見天日。我們要去平反的，是將歷史還原到當時的狀態，才能讓他們重拾最真實的情感。因為歷史的氛圍要被還原，才能了解他們當時為什麼做這個選擇。不論好壞，都是歷史的一部分，都是曾經發生過的軌跡，我們都要記錄，這是身為歷史影像工作者的責任，受委屈的該被安撫；不被公平對待的該被公平對待，對社會才是有意義的事。當我們開始去正視一段歷史、試圖去了解一段歷史時，其實對那個時代的人而言，儘管有些已仙逝，但他們的心情，或是他們在曾經活在那個年代的靈魂都是有撫慰效果的。像是自《台灣人在滿洲國》網路宣傳開始以後，收到了一些網友回饋。像是父親在滿洲當醫生時，總是偷偷躲過日本人的視線，幫助在東北的台灣人，然而這段經歷卻在東北解放以後，成為不光彩的過去…我們之所以拍攝紀錄片，就是想撫平他們的缺憾，更何況是還在世的這群，，儘管分隔兩岸之間，但傳播是無遠弗屆的，相信透過影像的力量、故事的深度，那股暖流能夠直達他們的心底。隨著時代的過去，我們回看這段歷史，會發現當時這些「偽」滿、漢奸等稱謂，其實是出自中國為核心的史觀價值。[ 另一個史觀 ]我們已經很習慣用漢人文化為中心的史觀思考。我們從小接受歷史概念時，很少去質疑他的客觀性，中國近代史其實是充滿偏見的歷史，像是我們稱不屬於漢人正統的清朝為滿清，你掛個滿在前面，就是一種歧視。我們希望藉由歷史紀錄片，提供人們一個重新看歷史的視角，並反省以漢人為核心的歷史角度。讓我們回到這段錯綜複雜的二戰時期，日本對外擴張四處侵略的歷史。儘管滿洲國在當時是一個被扶植的傀儡政權，但國家名稱前面從來沒有加上「偽」。偽滿這個說法是在戰後的審判法庭上才出現。因為我們對於歷史其實不太會去懷疑，或是對這些說法產生疑問。如今我們將歷史還原到最真實的狀態，讓現在的台灣回頭看這段歷史，我們相信有一部分台灣人是可以接受滿洲國這個說法的，但另一部分的台灣人也許無法接受，因為對他們而言，那是一個偽政權。儘管會有不認同的聲浪，但並不代表我們是錯的。我們對歷史發出疑問，站在還原歷史的立場，滿洲國就是滿洲國，這樣去看近代史，才能有更清澈的頭腦、更無分別性的觀點、更全面性的了解，希望能讓更多人能對這段歷史有所感觸，去思考不同立場的史觀，是我們的企圖。畢竟當歷史離我們越近，其真實性便離我們越遠，因為我們對他仍留有情感。我們為何不說「偽」滿？ 因為對《台灣人在滿洲國》裡，那些重新撥雲見日的故事來說，這樣的說法實在太輕率，也太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