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叫我叔叔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准备决战于官渡时，突然头痛发作，神医华陀仅为曹操扎了一针便治好了他的病。曹操想将华陀留于军中为自己治病，华陀却想用医术造福于天下疾苦百姓，并研制出麻药，退辞离开。后曹操又发出委任状，使华陀不得不随军任职。华陀偶然发现曹操四子曹冲患有致命隐疾，便写下治疗的药方给曹丕，但曹丕为争权位，将药方烧了。华陀接到妻子云卿讲述发现麻药线索的信，告假连夜返家。但当华陀努力寻找麻药时，爱子沸儿因误服野果中毒身亡，华陀夫妇悲痛万分，将研制成的麻药命名为“麻沸散”。曹操派人将华陀强行押回军营，又因他晚到而将他关入牢房。后曹操为防止华陀奉诏入宫为伏后治病，命人监斩华陀。华陀愤而烧毁刚刚写就的医术“麻沸散”并预言曹操将自食其果。后曹冲隐疾突发，曹操欲收回斩华陀的命令却为时已晚。曹操痛悔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在华北战场已显颓势。在某山谷中，日军独立第九十小分队被困在此地，不得动弹。这支队伍成员来自各个连队，被人戏称为“独立愚连队”。困于绝地的军人们神情涣散，沮丧绝望。一天，军曹大久保（上村幸之 饰）和随军记者荒木（佐藤允 饰）伪装成中国人来到这里。大久保的弟弟原是独立愚连队的队长，后来传闻他和情人殉情而死。正在北京战地医院养伤的大久保怀疑其中另有隐情，他偷偷逃出医院来追查事情的真相。经过一番调查，大久保和荒木发现石桥中尉在这起殉情案中有重大嫌疑。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的总攻也在悄悄展开……

当男英雄沙赞被邀请加入正义联盟时，他并不情愿，但当他的对手怪物协会将联盟置于危险境地时，他是唯一能拯救他们的人。

康乐里为台北市现第十四、十五号公园所在的地块，亦即中山区林森北路与南京东路的交界，日据时期这里是日本公墓，1949年国民党战败，从山东和江苏等地撤退的士兵及其家属经由海南岛来到台北，在无住所分配和新工作的情况下，他们自愿自谋生计，便在此搭起简陋棚寨聚居，后来慢慢吸纳从台湾其它地区来的移民而发展成一个社区，称康乐里。1956年，台北市按日据时期的城市规划把这里编为公园用地，但多年来因为住户争议及预算方案的多次反复，公园计划一直未能实施。1994年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曾深入康乐里，发动居民参与讨论，提出了“就地整建、社区重建”的设计方案并获得了台北第一届 “市民参与都市设计奖”。1995年陈水扁就任台北市长后继续维持公园计划，但承诺先建后拆，妥善处理拆迁户的补偿和安置，后在1997年1月又推翻这一原则，决定在3月4日执行清拆。在康乐里居民到市议会抗议无效之后，台大城乡所联同超过100多个知识界知名人士及民间机构在2月1日签名发起“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康乐里在被拆前的建筑均为低矮的自建房，以砖木结构加塑料板为主，居住着约三千多人，一千多户，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户为老兵（台湾称为“荣民”）、残障者、临时工、低收入户和贫困家庭。在运动发起者的眼中，康乐里是“一个包含了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彼此生活紧密连结的邻里”，也是“台北市最后一个如此独特少见的邻里”，人们在这里经年累月朝夕相处，虽环境欠佳，但彼此照应、相濡以沫；虽穷困窘迫，但在1979年台湾与美国断交后所发起的“捐机报国”运动中，却是台北捐款最多的里。而在陈水扁的眼里，康乐里却等同地狱：“以台北的富庶，这里可说是都市之瘤、市民之耻，几千人睡在坟墓上，令人无法想象，而一旁却是国际级的晶华饭店，每想起国际巨星麦可杰克森住在晶华楼上，从窗户一看，就看到台北市竟有这种贫民窟，常觉得无地自容。 ” 这种把康乐里指认为贫民窟、认为它有碍城市观瞻的长官论调，其实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拆迁借口，与之相随的必然是把康乐里的弱势人群视同废物的潜意识——他的同僚在与运动人士的谈判和对峙中，就曾口气强硬地指出，“老人不搬也会死”。 ——资料引自 欧宁《城市更新及其对抗》导演黄孙权为台湾《破报》(POTS)总编辑。1998年5月27日于台北市议会前广场首映，首映邀请了市民、学者、知识分子及原拆迁居民与导演进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