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有着东方式神秘色彩的"人与雪山"的故事。卡瓦格博是藏传佛教的八大神山之首,是藏传佛教的朝拜圣地,在当地的文化里,山有自己的生命,有着不能染指的圣洁。然而，在外人尤其是登山者的眼里，“卡瓦格博”只是一个不过只有6740米，几乎不被列如专业级登山者清单的高度。然而，就是为了征服这个高度，1991年1月3日中日登山队在攀登卡瓦格博峰时遭遇雪崩，17名队员无一生还，山难震惊中外，成为世界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难。1996年11月，中日联合登山队再次攀登梅里雪山，最后还是以神秘的原因失败。本片通过对山难幸存者的访问，以及当时拍摄的珍贵影像画面，讲述中日联合登山队两次攀登卡瓦格博雪峰惊心动魄的过程，以及登山者与当地藏民之间的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故事真实而感人。

录音师李桐哲在一次因缘际会中，前往台湾东部偏远山区里的布农族进行录音的工作。他原本期望能藉由九二一地震，来做一个灾后关怀的专题，但当他踏入布农族的部落后，实际与他们一起生活，产生了互动，却逐渐被当地人民的生活改变观念。原来，那些所谓的关怀，只是平地人自以为是的角度，事实上，当地人民有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状态与步调，并不需要桐哲自认为的关怀。桐哲寄居的林牧师家，收养了一个十岁的孩子阿布。阿布在地震中失去了双亲，也因此封闭自己的心灵，拒绝与外界沟通。阿布的老师祖慧，在学校里除了一般国小课程的教导，另外，她也教唱以布农族母语吟唱的歌谣，希望能为文化传承贡献一些力量。祖慧要阿布参加歌谣比赛，希望阿布能藉此打开心房，但却总是徒然无功。某天，林牧师因事要离开部落，将阿布暂时交托桐哲，桐哲观察阿布，并藉由生活的点滴去改变阿布，期望能将阿布封闭的心打开，重新去接纳这个世界的美好。因为桐哲耐心的付出，阿布渐渐卸下防御，开始接纳新生活。就在与阿布的接触过程中，桐哲认识了祖慧，祖慧为教育、为传承而努力的单纯信念，深深打动桐哲，两人经常的相处，慢慢渐生情愫。但两人之间对理想与未来的方向却有极大的差异，因此最终仍无缘相守。祖慧的邻居祖安，在镇上乡公所上班，是一个单纯的公务员。和大多数布农族人一样，他有着极佳的音乐天赋，也平时爱自己创作歌谣。在一场游戏中，桐哲将祖安的声音记录了下来，经由广播节目的播出，祖安受到大家鼓励，于是开始积极寻求音乐创作的方向，最后并也获得了肯定。桐哲的这段美好的山居岁月，最终仍必须要面对现实，他即将要返回工作岗位，但对于阿布、祖慧或祖安等友人，他有许多的不舍。这些人、这些声音，将他长期纷乱的思绪沉淀下来。多年来，他一直从外在世界追寻并纪录各种不同的声音，这一次，他终于聆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但却无法将它片刻保留。林牧师用洞悉的眼神安慰桐哲，生命的追寻就是如此，有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找到追寻的方向，至少他找到了。桐哲返回现实生活，虽然没有完成关怀议题的节目，但却在部落与布农族人生活的过程中，发现另一种生命力。这趟旅程让他将生命重新归零，于是，他决定放下纷扰的工作，趁自己还能感动的时候，好好的再生活一遍。

本片以纪录片的方式描述了台湾早期农村和人们生活的风貌，女人——为人妻为人母的辛酸，上得侍奉公婆，下得育养儿女。男人——要努力成为男子汉，宁愿在丧偶后追求外面的爱情，不再受婚姻的束缚。细心的描素台湾“老、中、青”三代女性的生活缩影和变迁。1995年，林正盛完成了自己首部独立制作的电影作品《春花梦露》，此时的林正盛正值意气风发之年，所以也对自己的这部处女作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他将生活情感深深植注于故事之中，其中动人之处也还有着传统台湾电影的味道，不由得又令人重拾起了一些侯孝贤与吴念真的零星痕迹。故事的主旨同样具有着浓厚的作者情绪，阐述了家庭是人性悲观的永恒压力与宿命，影片中的婆媳、父女、母子、同居男女，构建起了一个阴郁而不和协的家庭网络，平凡家庭中的喜怒哀乐，是故事的最大主题。细小之中隐现着无限的张力，琐碎之中又包含着更加隐晦的玄机，总之这种由细微角度入手的情感故事，已经为林正盛的创作生涯打开了一个清新而又饱含着沉重的路子。

The Deserted Archipelago was my first independently directed and produced film. The film won the Grand Prix at the Nyo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garner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both overseas and in Japan. The film follows an extremely simple story of a plain boy who matures into manhood while constantly manipulated by nuns. But woven into this narrative are my own experiences and the history of postwar Japan as well as a series of fantasies. The result is a multifaceted and multilayered objet, the birth of a newly sur-realistic filmmaking. On August 15th, the day the war ended, I was in the third year of primary school. That day, when the reality that I had known turned completely upside down, I was saddled with the trauma of no longer being able to believe in anything. Searching here and there for some kind of spiritual salvation, I finally found the existentialism of Albert Camus. From there, I was able to build up my own kind of existentialism and this film is best understood as based in that “Kanai Katsu Existentialism.” The film was praised by European film scholars Max Tessier and Tony Rayns and was screened as part of “Eiga: 25 Years of Japanese Film,” a special program at the 1984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