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茜 琼斯

拾粪老汉在田里捡到一条很漂亮的丝腰带，四顾见无人认领，便拴在了自己腰上。一照镜子，旧棉袄真刺眼，于是他从存钱罐里倒出钱币，上街买了一件顶好的缎面团花锦袍。酒馆店小二见他身穿锦袍腰系丝带，当他是有钱人赶忙上前招呼，不料一看他不相称的裤子和鞋子，立刻讥嘲起来。老汉受不了店小二的羞辱，回到家二话不说砸碎存钱罐，又去买了相配的裤子和靴子，这下，包括店小二在内的路人看他的目光均是艳羡，老汉一时得意洋洋。可是拾粪老汉这样一幅打扮，可怎么再拾粪哟！

康乐里为台北市现第十四、十五号公园所在的地块，亦即中山区林森北路与南京东路的交界，日据时期这里是日本公墓，1949年国民党战败，从山东和江苏等地撤退的士兵及其家属经由海南岛来到台北，在无住所分配和新工作的情况下，他们自愿自谋生计，便在此搭起简陋棚寨聚居，后来慢慢吸纳从台湾其它地区来的移民而发展成一个社区，称康乐里。1956年，台北市按日据时期的城市规划把这里编为公园用地，但多年来因为住户争议及预算方案的多次反复，公园计划一直未能实施。1994年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曾深入康乐里，发动居民参与讨论，提出了“就地整建、社区重建”的设计方案并获得了台北第一届 “市民参与都市设计奖”。1995年陈水扁就任台北市长后继续维持公园计划，但承诺先建后拆，妥善处理拆迁户的补偿和安置，后在1997年1月又推翻这一原则，决定在3月4日执行清拆。在康乐里居民到市议会抗议无效之后，台大城乡所联同超过100多个知识界知名人士及民间机构在2月1日签名发起“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康乐里在被拆前的建筑均为低矮的自建房，以砖木结构加塑料板为主，居住着约三千多人，一千多户，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户为老兵（台湾称为“荣民”）、残障者、临时工、低收入户和贫困家庭。在运动发起者的眼中，康乐里是“一个包含了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彼此生活紧密连结的邻里”，也是“台北市最后一个如此独特少见的邻里”，人们在这里经年累月朝夕相处，虽环境欠佳，但彼此照应、相濡以沫；虽穷困窘迫，但在1979年台湾与美国断交后所发起的“捐机报国”运动中，却是台北捐款最多的里。而在陈水扁的眼里，康乐里却等同地狱：“以台北的富庶，这里可说是都市之瘤、市民之耻，几千人睡在坟墓上，令人无法想象，而一旁却是国际级的晶华饭店，每想起国际巨星麦可杰克森住在晶华楼上，从窗户一看，就看到台北市竟有这种贫民窟，常觉得无地自容。 ” 这种把康乐里指认为贫民窟、认为它有碍城市观瞻的长官论调，其实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拆迁借口，与之相随的必然是把康乐里的弱势人群视同废物的潜意识——他的同僚在与运动人士的谈判和对峙中，就曾口气强硬地指出，“老人不搬也会死”。 ——资料引自 欧宁《城市更新及其对抗》导演黄孙权为台湾《破报》(POTS)总编辑。1998年5月27日于台北市议会前广场首映，首映邀请了市民、学者、知识分子及原拆迁居民与导演进行对话。

清田是一个生活在熊本县的高中生，对生活缺乏激情的他就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和自己的童年朋友冈本一起成天摆弄手机。一天，他们在网上传了一张三年前手球部的合照。令他们惊讶的是，这张照片火了起来，于是他们加上了#HandballStrive的标签，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鼓舞。引起了社交媒体注意的两人，打算重振近乎荒废的手球部。

1944年，日本大阪某兵营。一等兵木谷在陆军监狱服役二年，刑满释放归队。他被指控的罪名是盗窃罪，但他一直对此不予以承认，当时的情况是：木谷捡到钱，被丢了钱的林中尉看见，因此控告木谷“盗窃”。木谷归队后被编入峰中队长的中队第一班，这里的士兵都讨厌木谷，只有大学生曾田一等兵，和他成了好朋友。一次，曾田偷听到班长想把木谷赶走并把他编到野战军，曾田把这些告诉了木谷。木谷闻言大怒，他把全班士兵包括比自己军阶还高的上等兵在内的，都痛打了一顿，甚至对曾田都不例外。暴怒之下，木谷找到曾将自己送进监狱的林中尉捧了一顿。为了逃避去野战军的命运，他翻墙逃跑，却还是被抓了回来。等待着他的，只有血腥的战场和死亡的随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