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熊猫飞

中国电影一经问世便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也许是天作之合，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居然是与国粹京剧的结合，剧目竟然还是颇具象征意味的《定军山》，一代名伶谭鑫培也就成为中国第一位涉足影坛的表演艺术家。所以，尽管这部只用一架手摇木壳制摄影机摄制的无声影片已无拷贝可观，但其在电影史上的显赫位置却是独一无二的。

街舞老炮儿丁雷（黄渤 饰），偶遇卖艺少年陈烁（王一博 饰），丁雷忽悠陈烁加入自己经营的舞团。舞团内高手如云，性格各异，与陈烁碰撞出不同的火花，笑料不断。陈烁热烈追梦，期待着上场的机会，却发现丁雷邀请他其实另有目的，而丁雷和陈烁，也都将面对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他们能否逆风翻盘，回击人生难题？

折迁公司经理阿强生活中有三个女人，妻子桂芳、女作家阿文、剧团唱青衣的阿凌。阿凌本是粤剧名伶，离婚后带着8岁的女儿借住在工尺巷的一间小屋里。由于建地铁和旧城区改造同时进行，阿凌的住处属拆迁范围，她无依无靠只好找阿文帮忙。与阿文一起长大的阿强从小喜欢粤剧，他看到阿凌身处困境，颇有感触，便帮她在拆迁临建房安了家。阿强的妻子桂芳是个泼辣而又能干的女人，看到丈夫常与阿凌在一起，醋意大发，夫妻二人吵得不欢而散。阿强看到阿凌与永泰约会，心里也很不是滋味。阿强找阿文帮忙写报告，与阿凌三人谈到深夜，桂芳闯入，硬要阿强和她回家。桂芳大闹拆迁办并告诉阿强，想找具有阿凌的相貌、阿文的才气、自己这样能吃苦的女人，一辈子都找不到。工尺巷的拆迁工作一波三折，经过众人的努力，终于圆满完成。阿强利用阿文与薛主任的关系，争取到了岭南文化艺术发展中心的建设工程。在签字仪式后的晚会上，阿凌与永泰在台上对唱，两人眉目传情，唱得非常投入和谐，阿强悄悄地流下了眼泪。他到洗手间洗了脸，又满面春风地邀请众宾客同到白云山登高览胜。山上，阿强与桂芳同在一辆缆车上，两人相视而笑。窗外，车水马龙的广州已是万家灯火，仿佛披上了一层灿烂的金辉。

康乐里为台北市现第十四、十五号公园所在的地块，亦即中山区林森北路与南京东路的交界，日据时期这里是日本公墓，1949年国民党战败，从山东和江苏等地撤退的士兵及其家属经由海南岛来到台北，在无住所分配和新工作的情况下，他们自愿自谋生计，便在此搭起简陋棚寨聚居，后来慢慢吸纳从台湾其它地区来的移民而发展成一个社区，称康乐里。1956年，台北市按日据时期的城市规划把这里编为公园用地，但多年来因为住户争议及预算方案的多次反复，公园计划一直未能实施。1994年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曾深入康乐里，发动居民参与讨论，提出了“就地整建、社区重建”的设计方案并获得了台北第一届 “市民参与都市设计奖”。1995年陈水扁就任台北市长后继续维持公园计划，但承诺先建后拆，妥善处理拆迁户的补偿和安置，后在1997年1月又推翻这一原则，决定在3月4日执行清拆。在康乐里居民到市议会抗议无效之后，台大城乡所联同超过100多个知识界知名人士及民间机构在2月1日签名发起“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康乐里在被拆前的建筑均为低矮的自建房，以砖木结构加塑料板为主，居住着约三千多人，一千多户，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户为老兵（台湾称为“荣民”）、残障者、临时工、低收入户和贫困家庭。在运动发起者的眼中，康乐里是“一个包含了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彼此生活紧密连结的邻里”，也是“台北市最后一个如此独特少见的邻里”，人们在这里经年累月朝夕相处，虽环境欠佳，但彼此照应、相濡以沫；虽穷困窘迫，但在1979年台湾与美国断交后所发起的“捐机报国”运动中，却是台北捐款最多的里。而在陈水扁的眼里，康乐里却等同地狱：“以台北的富庶，这里可说是都市之瘤、市民之耻，几千人睡在坟墓上，令人无法想象，而一旁却是国际级的晶华饭店，每想起国际巨星麦可杰克森住在晶华楼上，从窗户一看，就看到台北市竟有这种贫民窟，常觉得无地自容。 ” 这种把康乐里指认为贫民窟、认为它有碍城市观瞻的长官论调，其实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拆迁借口，与之相随的必然是把康乐里的弱势人群视同废物的潜意识——他的同僚在与运动人士的谈判和对峙中，就曾口气强硬地指出，“老人不搬也会死”。 ——资料引自 欧宁《城市更新及其对抗》导演黄孙权为台湾《破报》(POTS)总编辑。1998年5月27日于台北市议会前广场首映，首映邀请了市民、学者、知识分子及原拆迁居民与导演进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