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院爹妈

1984年，台北区国立高中联合招考结束，周儒林、陈敬等一批同学落榜。入不了国立高中，意味着失去进大学的机会。在望子成龙，光耀门庭，升学成为人生唯一价值标准的舆论压力下，周儒林和陈敬两人低头走路，轻声交谈，竟然没有勇气走完不到三百公尺的南阳街。最后，决定报名参加 “超仁补习班”。他们理成平顶头，穿上奇怪的制服，每天七时前到校。 补习班为了迎合学生父母的心理，在 “为了你好”的口实下，对学生们进行粗暴的管理。年轻的导师，以军队值星官的口吻教训学生，要他们记取联考失败的耻辱，在下一次联考时考取第一志愿。学习中，按军事化要求学生，打手板、罚站等体罚成了常事。周儒林和陈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痛苦的日子。一天，陈敬告诉周儒林，他实在受不住这种压力了，决定随父母移居美国。自此，周儒林失去了好友，过着更加孤独凄苦的日子。影片有着七十年代末期学生问题电影的诸多特点，编剧吴念真很明显是受到了当年吴祥辉拒绝联考的英雄事迹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大讨论的影响，开展的自身创作。影片有着浓厚的商业色彩，题材也在跟风前作以及迎合此时台湾电影所兴起的少年题材风潮，但剧本与剧情都尚算细腻，技术火候也算是上乘。除了获得了几项金马奖提名之外，影片于1985年获第二十二届金马奖最佳改编音乐奖 （张弘毅）。

这个不言而喻的体系塑造了美国，并记录了当今的生活是如何由人类划分的等级制度定义的。

郑洞天口述：温情叙说“家里的事”——《大众电影》　2007年第13期……（前略）《鸳鸯楼》：最接近我对电影和生活的认识1986我拍了《鸳鸯楼》，这该算是篇命题作文。两个由头，一个是表演系明星班要毕业，以前毕业就是在舞台上排一出大戏，但明星班都是著名演员，学院就说咱们花点钱拍部电影吧，那么电影的前提就得是群戏，演员得用得多。另外，当时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大龄青年的住房困难问题，在双榆树现在的双安商场旁建了一幢“鸳鸯楼”，大约四十平方米不到，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夫妻两人年龄相加超过55岁的才能住上。这两件事凑成了我们的故事。从整体的美学上说，其实《鸳鸯楼》比《邻居》更纪实。《邻居》是外观纪实，剧情是戏剧化的，故事的结构完全是一个完整的戏剧结构，最后皆大欢喜，所有的矛盾都解决了。而《鸳鸯楼》是开放的，是一个没头没尾的故事，所有的故事发生在同一天的同一个下午，故事结束时家家的矛盾都没解决，但两口子还得过下去。也就我们第四代会这么拍，要让年轻人拍，或许不是这家离婚就是那家跳楼。人家会说，按你这个故事这两口子怎么混下去呀7这就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我就觉得天下的夫妻全这样，哪有没矛盾的夫妻？到今天我也是这看法，就是所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不足以散伙，干嘛要散伙？！我一直说一夫一妻的爱情是所有爱情故事里最难写的，写第三者特容易，没有第三者的爱情最难写，但是写好了最耐看，因为它是绝大多数人能感同身受到的。很可惜我到现在还没有拍一个纯粹的情感故事。《鸳鸯楼》里还是用的非作曲音乐，我们叫有声源音乐，音乐是用来作陪衬的。(笑)还在得罪黄准老师。《鸳鸯楼》里的新课题因为常常被人问为什么我拍戏的产量不高7被问得多了，我就有了固定答案，也就一直照着这个回答做着。我这样回答：因为我是老师不是职业导演，所以我每拍一部戏都得给自己定个目标，一部电影要定三个以上的课题，拍完以后拿回去能跟学生讲出点道道。所以我的每部作品都最少要干三件以前没干过的新鲜事儿。《鸳鸯楼》跟《邻居》有什么不一样？《邻居》单机拍摄，《鸳鸯楼》两台摄影机同时拍，双机最大的优势就是对表演的解放，全过程都记录下来，到剪接台上再挑最精彩的用；最难的就是这两机器摆在哪儿，别打架，别穿帮。《鸳鸯楼》的第二个课题是同期录音，那时一年只有几部片子搞同期，因为怕环境噪音不好控制，而且耗片比高，但拍过同期的人肯定再也不想拍后期配音的了，因为声音、台词都太真实了。第三条，它是个分段体，六个小故事谁跟谁都不挨着。像后来的《爱情麻辣烫》什么的，出了一批分段体的电影，知道的人就说，人家《鸳鸯楼》十几年前就玩过了。我在《导演阐述》里写了一个意思——“人们从群居的大杂院向往住进单元楼，想要独立的空间，但是住进独立空间又发生了新的问题，老死不相往来。中国传统邻里那种相濡以沫的关系，被新的生活方式给隔断了。这将是中国人下一步要面临的问题。”这话到今天就更是这样了。我1986年第一次到美国，人家问我感觉纽约跟北京有什么不同，我说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北京我要是突然失踪了，二十四小时之内我肯定被找着，而在纽约我一旦丢了，二十四年也没人找我!你呆在中国的这个大酱缸里面老说讨厌，怎么不让我清静会儿，找我干嘛呀，我愿意玩失踪!但我在纽约碰见艾未未，穿着一身国防绿在第五大道上走。我说你穿成这样没人看你吗？他说你看有人看我吗？所以，真到了谁也不理你的那一天，你没准又怀念起这个“酱缸”了。这个世界实际上是特别丰富的。拍《鸳鸯楼》当时的观念，就是要说每家都有自己的事，这个是最好玩的。至于这些事的是非，谁对谁不对，这个不重要，因为这是生活，没有绝对的是非。你看那六家基本上都是在吵，每家都是，吵的一生都天翻地覆，也没事，这就是最正常的夫妻生活和家庭单元。至今有记者问起我拍的十部片子：你觉得哪部片子最好？我会回答：这个我说不上，我觉得各有不同，因为我每部电影有不同的课题。但《鸳鸯楼》是我比较喜欢的，它最接近我对电影对生活的认识，它是我这十部电影里，唯一一部骨子里面以人物为中心的影片，其它还都是理念第一位。《鸳鸯楼》没有主题，就是写人。那时陈凯歌从美国回来，看了《鸳鸯楼》说：“国内电影已经这样拍人了!”可惜的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拍的电影，真正以人为第一位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第一位的，特别少。……（后略）

独自在台北生活的徐子淇摸索着未来生存的方向，追逐平静生活的同时，持续陷在与男友的困惑关系里。她经常接到打来要找“强尼”的电话，这些打错的电话和她的小鹦鹉们是生活里的调剂和陪伴。住在徐子淇楼下的大男孩李立是房东太太的儿子。李立每天读报并反复聆听自己的录音来训练专注，可是自 从某天发现楼下女房客徐子淇偷带小鸟上捷运之后，他惯常的生活节奏因此乱了序，老是不由自主分神，并骑着单车在城市里漫无目的的晃荡着，直到母亲追问，才道破了母子两人的共同想念。漂泊的工头张以风刚承揽了李立家附近一楼工地的装修工程，勘看工地的那天，他视如珍宝的老爷车在路上抛锚了，张以风觉顿失所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