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冢真的影片《白痴》源于日本无赖派(又称颓废派)文学作家坂口安吾1946年的同名私小说【注一】《白痴》。他以反讽的手法描绘了人类文明遭受重创，在废墟中人们的生活。战后，受美国原子弹袭击后的日本，国土焦黄，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电影以类似的场景开始，这是日本导演骨子里的东西，一种叫嚣民族（日本）精神的方法，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值得每一个在二战时期遭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各国注意！独奏的钢琴隐隐约约回旋在哭声之中，仿佛是哀悼人间的场景。黑白的粗颗粒的图像显现着新闻记录片的特征，这是影片的开始，一个掩埋住目的的开始。照相机的快门不停记载着这样的存在，是记忆历史，还是煽动情绪，这只有导演心知肚明。为了摆脱境遇，有时在虚幻中找到慰济不失为逃避的方法之一。手冢真用梦幻的场景和后现代的手法以及电脑特效制作了歌舞美轮美奂的场景，同时，他以平民目不转睛注视电视的对比镜头，指出了这种对贫困大众心灵的麻醉的方式的卑鄙。幕前幕后，注定是两种世界，媒体中人也是凡夫俗子，他们或许已经麻木，在酒精和女色中随波逐流，因为，时代需要低俗来愚弄民众使他们成为低俗的一份子，成为被掌控的白痴。他们同样用虚幻来剥夺国民思考的可能，让人在欲望和贪婪的沼泽无法自醒！良知往往受制于境遇使人无法呐喊，相信任何时代都有清醒者，但是，清醒需要代价，正如流浪歌手杨波说过：你见过体制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吗？这指出了某种宿命，你身在其中永远不可能有自己的思想！

秀民（秦久 Goo Jin 饰）是个能够看到别人内心的想法的大学生，从小性格孤僻，寡言少语，不太懂得与人交往。一次画展偶遇了智商180的少女贤真（朴宝英 Bo-yeong Park 饰），因为奇怪看不透这个女生的心思而对其印象深刻。秀民没想到，在画展一别后，自己竟然因为不小心卷入了一场绑架事件而再次见到贤真，而古灵精怪的贤真还尾随他回到家中，像一个小尾巴一样粘着自己。为了甩掉总是给自己惹麻烦的贤真，秀民绞尽脑汁却又苦于无措，既看不到贤真的心思，又会被聪明绝顶的她耍的团团转，秀民无奈向贤真妥协，并渐渐喜欢上了她。而渐渐发现秀民特异功能的贤真也开始有意识的对秀民的锻炼和测试，努力拓展他控制别人心思的能力。这个能力在二人解救人质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秀民也发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真相…

简介：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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